十八里店桥南，在北京的南四环。
“和矿里的煤灰比，这根本不算什么。”菅浩栋说。
他身高1米8左右，身形壮实，穿着一件黑色短款羽绒服，一条黑色运动裤，一头短寸，这不太像一个电影导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30个月前，他是一名矿工。
附近的城中村里，还聚集了十几名和菅浩栋一样的年轻人，这个小群体自称“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成员对电影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也有容易辨认的共同点：他们多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正在筹备或拍摄着各自的独立电影，像城中村的许多其他居民一样，他们草根、不太有钱、活得粗糙。
拍独立电影让我靠近自己，拍网络电影让我靠近衣食
“活得糙”有多种表现。
就算雾霾漫天，菅浩栋也不怎么戴口罩。王法好几年不吃早点了。身高1米8的王小蒙，和另一个男孩同睡一张宽1米8的床，他觉得这没什么，室友也是搞电影的，“有助于创作”。常标夹烟的动作娴熟而带着文艺范儿，不过下一秒，他就朝路边吐了口痰。“我有咽炎。”他用一种平缓的调子叙述，不是辩解也不带愧疚，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就是个粗人。”
年龄相仿的城市白领和文艺青年关心雾霾、家居风格、早餐的营养配比，房价走势和美国大选。但十八里店桥南的这些年轻人，在意的事情要单调得多，说来说去，总绕回电影。
他们去祁庄的主路上吃小火锅，有次菅浩栋、王法、常标都在。常标照例是带酒的人，王法来得晚了些，正在认真地看菜单。
一头长卷发的老板娘大步流星地走到桌前：“哪个锅？哪种料？快点，快点！”她不客气地指挥这些熟客点菜。
常标想起了贾樟柯的成名作，电影《小武》里的一幕。小武去逛歌厅，歌厅老板娘和火锅店老板娘一样操东北口音，拥有相似的大姐大气场。
“小武是我兄弟。”在山西大同长大的常标端起东北腔，顺口在饭桌上演了一句。
在呼噜呼噜的沸水声和小火锅的腾腾热气中，他们交换着彼此的近况。常标的处女作《沙漠》到了收尾阶段。菅浩栋和王法各自写了新剧本参加“青葱计划”。这个在2017年年初公布入选结果的青年导演扶持项目，将给入选者带来他们最缺的东西之一：钱。
不过入选与否，要1个月后才能揭晓。在2016年12月底的那次晚餐中，更紧迫的话题是第二天的跟组安排。菅浩栋刚接了一个为期3天的“微电影”的活儿，做录音，一个说好的录音助理不来了，菅浩栋向其他伙伴确认谁能顶上。
正如博大路分割着十八里店桥南。对聚居在这里的“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来说，他们的世界也由迥异的两面构成：一边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想拍出来的独立作品，一边是为了生存和赚钱接的商业性的“活儿”。
“活儿”的种类繁多：电视台的孝道主题公益公告，西部某省份的道德模范宣传片，剧情猎奇，拍摄进度超快的“网络大电影”。
去年，常标、菅浩栋和王法都参与了一个令人崩溃的网络大电影项目。剧组进度快得惊人。每个人都累到虚脱，平均睡眠时间只有3到4小时。
“每天刚一躺下就醒了。”在剧组做执行导演的王法讲起那段经历，做了一个自嘲的鬼脸。
对王法来说，拍自己的片子是“红色”的，让人联想到热血和生命。而拍“网大”，他想了想，“可能是浅黄色的。雾霾的颜色。”说着自己也乐了。
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在菅浩栋看来，能走到现在，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他已拍摄了第一部长片《光盲》，如今正在筹备第二部。即使是在做那些和独立创作无关的项目时，他也觉得没浪费：“我就在组里跟着看，跟着学。”至于累，“那能比下矿还累？”
在达到现在的“割裂”状态之前，菅浩栋还跨越过更大的鸿沟。他花了两天，才记住怎么从大马路走到他住的“金山公寓”，而从煤矿到电影片场，他绕了3年。
甚至在他还未出生时，煤，这股黑色的力量，就在与山西省河曲县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较劲。
菅浩栋的爷爷就是矿工，菅浩栋的父亲菅改民退伍回农村后也想去矿上，老人家不答应：下矿苦又危险，我都下了一辈子矿了，你们就别去了。
但两三年后，菅改民还是去了附近的小煤窑。“我爹也看到了，农村就是这个情况，光种地只能吃个饭，小孩还要上学，还想着盖房子。”菅改民说。
菅改民想让菅浩栋也上煤校。菅浩栋的成绩不算太好，父亲觉得，毕业了去煤矿才是个靠得住的出路。
拗不过父亲，菅浩栋从高中退学去考了技校，但他就是不愿去煤矿，硬是在中专毕业时憋着劲考了大同大学的采矿专业(大专)。
在大同大学，菅浩栋开始忙电影。“我挺自卑的，我想3年读完，还是要去煤矿。在那之前，我得做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在学校里组建了电影社团。
菅浩栋的电影启蒙者是同为山西人的电影导演贾樟柯。贾樟柯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先驱之一。
后来有一次，菅浩栋到台湾参加影展，居然在台北的一家酒店碰到了贾樟柯。菅浩栋不敢贸然上前，他到酒店外的一个小公园里坐了20分钟，平息自己的心跳。他告诉自己，如果再进去贾樟柯还在，就一定打个招呼。
再回酒店时，贾樟柯仍在大堂，菅浩栋走过去做了简要的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山西的，刚参加完“南方影展”。
遇到电影之前，菅浩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黑白的，电影给他的世界带来了色彩。大一的时候，菅浩栋参加高中聚会，不爱说话。他觉得别人都在讲到大城市读好大学的话题。拍电影后，再聚会时大家对他好奇了：学煤矿的怎么开始搞电影呢？
但大学的短暂“多彩”之后，他还得“黑透”一次。拍电影需要钱，毕业后的菅浩栋想不出什么赚钱的方法，除了去煤矿。2013年9月，怀着为拍电影攒钱的想法，他做了自己最不甘愿的事：下井。
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潞安集团王庄煤矿，菅浩栋被分到了“掘进队”。这是一线中的一线，负责在工作面割煤，挖掘隧道，以待“综采队”运设备进来进一步采煤。
从地面到大巷垂直深度有450多米，大巷长1000多米，有轨道车拉人，有灯，再往前得步行，走3000多米，其中还有1000多米坡路。
身上的矿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加上肩上扛的锚杆、支护用的铁丝网，足足有几十斤重。走到真正“掘进”的工作面时，地底漆黑而潮湿，只能看到工友的头灯，看不清对方的脸。
割煤的时候，煤尘密实得很，“是北京这个雾霾的3、4倍。”菅浩栋说。戴着眼镜又戴着口罩的菅浩栋，每隔一分钟，就得去揩镜片。口罩拢住的热气蒸到眼镜上，煤粉湿乎乎地糊作一团。
隧道里的滴水和劳作之后的汗水不一会儿就使矿工服湿透了，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人就一直这么浸着。
吃饭也是一场战斗。菅浩栋以最快的速度揭开快餐面的盖子，把调料撒进去，拿身体护着。不过他后来领会到这只是自我安慰，再快，面里也会浮一层煤粉。
下井第一天，菅浩栋就被吓怕了。但比繁重的劳动更令人压抑的是重复。“今天下了班，洗了澡了，明天还得这样。你今天已经把明天，一个月后、60岁、一辈子都看到了。”
现在，菅浩栋常感到时间过得真快。偶尔，他会接到矿上工友打来的电话，诉诉苦，末了总少不了这样几句：浩栋啊，我不想在煤矿混了，我去找你吧。
“度日如年”的18个月之后，菅浩栋离开了煤矿，攒下了4万元，作为他下一部电影的拍摄经费。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