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三周年特别报道之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工作变动后好长一段时间，王庆涛才调整凌晨3点就起床的生物钟。

2016年6月份是他人生的分水岭。6月份前，他是隶属于京煤集团下的房山区周口店镇长沟峪煤矿区的一名煤矿工人，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下井，辛勤工作八个小时后才能上井重见阳光；6月份后，由于煤矿转型关停，他被安置到长沟峪煤矿区的治安保卫科，和上班族一样过上朝八晚五点半的生活。

“我骄傲我曾是一名煤矿工人，我也很感恩现在的生活。”王庆涛跟北京青年报记者分享了他20多年煤矿工人的苦与乐，而他的经历也是北京去产能背景下被安置分流的煤矿工人生活的缩影。

“我们七兄弟都有了好的归宿”

北青报记者见到王庆涛时，微胖身型的他身穿黑色厚款保安服，戴着雷锋款的保安帽，整个人显得十分有精神。而在半年前，他还身着深蓝色的煤矿工人服，焦急地等待新的工作机会。

 

2016年3月，在北京有着50多年历史的长沟峪煤矿正式停产。在听到工作多年的煤矿要关停时，王庆涛和工友们都觉得五味杂陈，“满脸都是泪”。

岁数大、没技能、学历低，这是矿工们给自己总结出的三大劣势。“其实，早在前几年，单位就宣传说煤矿产业不符合首都功能地位。”王庆涛说，大伙心里能接受这个大趋势，但人到中年，生活经不起太多变动。

在3000多名员工担忧之时，京煤集团提出了企业内部分流安置、符合条件的员工内部退养、终止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等九种员工安置方式，让员工自主选择。

经过深思熟虑，王庆涛选择了企业内部分流安置，“年纪大了，但也没到退休年龄，就选了个最稳定的。”在家玩了半个月后，单位给王庆涛打来电话，让他回单位当保安，这份工作更稳定，家人也不用日夜牵挂着他的安危，“接到电话时特别激动，感恩单位想到了我。”

而他在矿里最要好的六个生死兄弟也都依据自己的实际，选择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我们七个中，两个留下来了，三个去了内蒙古，两个去了下属单位。”王庆涛说，选择与机遇并存，好在大家现在都有了好的归宿。

分离大半年，在今年大年初五，七兄弟找了个饭馆小聚。酒过三巡后，七个中年男人追忆着曾经的矿工生涯，感叹着半年来的人生变迁。本以为是伤感的聚会，大家都选择在乐观中度过。

“从茫然失落到都有很好的归宿，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也不赖，七兄弟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获得的信息也更广。”王庆涛说，虽说大家的青春岁月都挥洒在长沟峪煤矿，但没有一个人觉得后悔。

“在井下吃个烙饼都是人间美味”

在保安岗位上，王庆涛还经常回想之前的矿工生涯。谈到这个话题时，王庆涛停顿了一下，把思绪拉回到28年前。

1989年，出身农民家庭的王庆涛从北京矿务局技工学校毕业，揣着“农转非”、给家里减轻负担的愿景来到长沟峪煤矿工作。从此，蓝色工作服、钢盔探明帽与随处可见的黑色就伴随了他近30年。

说起曾经的工作，王庆涛兴奋起来，用长满老茧的手拿起一支笔，给北青报记者画了一张工作示意图。“我最初的三年是做挖煤工，每天得从井口坐一个小时的罐车到井下8000米，接着，我还得走半个小时约2000米到工作面。”王庆涛指着自己画的工作面说，“我们把工作面也叫‘活’面，一是意味着干活，二是意味着活着。”

苦，是多数人对矿工的看法。说起苦，王庆涛觉得体力上的劳累尚可承受，最受不了的是饥饿感，“最初，井下没饭没水，干活到最后真是饿到不行！”如今，王庆涛总回味着在井底吃烙饼夹咸菜的滋味，“这东西，在井上我没觉得有多好吃，在井下可是人间美味，那香的哟！”王庆涛的语气提升着，仿佛味蕾上关于烙饼的香味再次被唤醒。

说起危险，王庆涛认为，妻子、家人比他更担心自己的安危。王庆涛的妻子是他的初中同学，曾在矿上当护士。“我有时候加班回家晚点，妻子都很担心。”王庆涛理解妻子的这份担心，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懂，才害怕。”这其中的“懂”是因为妻子在工作中见到了不同的工伤，乃至死亡。“妻子对病人付出着更多的精力，我们理解着彼此。”

“我骄傲我是长沟峪煤矿人”

煤矿虽关停了，但长沟峪煤矿精神早已根植在矿工们的内心，也让他们的情谊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

说起煤矿精神，王庆涛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和书里面的孙少平很有共鸣。”利用休息时间，王庆涛断断续续看了两遍《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版本，“我们都是农村人，都想改变命运，都有韧劲。”王庆涛还笑着称，“看到电视里孙少平上井黑乎乎的样子，我就想到自己，我们一两百人上井后全是黑脸，连亲媳妇都认不出来。”

如今，矿里再也没有几千人在一起工作的生动场面了，可是，大家心里还都对矿上有个念想，“有一个退休老工人听到煤矿关停了，专门打车来矿上，只为了在周围转一圈。”大家总能感受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概述却又在每个矿工心里传递的企业文化。“这风来雨去的二三十年，我们对矿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感情，我们的技能、经历都是这片土地给的。”说着说着，王庆涛的声音里有一丝哽咽，“之前，我骄傲我是煤矿工人；现在，我骄傲我是长沟峪煤矿人。”王庆涛认为，自己的人生与长沟峪煤矿紧密联系着，单位给他们安置了岗位，他们依旧要把能量释放在新岗位上。

文/本报记者 李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