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看到朝阳火球般升起时，可曾知道在泯沌中是怎样的痛苦挣扎，才组成了朝阳的七色光谱。

　　向投身由体力型向智慧型转变的煤矿工人致敬。

　　序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起煤矿工人，总是在人们脑海中跳出这样的字眼：黑脸膛，黑身躯。使人联想到罗丹的著名雕塑《掷铁饼者》，那象征着力的肌肉、力的动作、力的和谐。

　　没有力，能支撑起万重群山，能支撑起广袤大地吗？在黑魆魆的地心深处，那一排排如士兵列队般整齐的木料支柱、金属支柱、液压支柱，承受着来自四维八极的重重重压。

　　的确，当年老师傅这样告诫徒弟：“当好矿工，只要有二两毛毛力（蛮力），准行”。这句典型的四川话所表达的当好矿工的真谛，是几代矿工体会的结晶。从原始小煤窑，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煤矿，师傅的师傅交了一把手镐给他，进而，手镐变成了风镐、风钻、电钻。然而，力气大小仍是能够干好工作的基本因素。

　　“闷着头干（活），张开嘴干（酒）”等于好矿工。历史以来，莫不如此。

　　1988年，随着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空间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标志的新的技术革命兴起，曾经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工业已是“夕阳工业”，它将逐渐消亡。而在我国开次利用煤炭已有几千年历史，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煤炭已经成为重要的产品。人类只要生存下去，就离不开燃料，就需要大量能源，煤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富煤贫油少气、煤炭占70%能源格局的中国，煤矿开采的最佳选择，就是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以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矿井，以综合机械化的工作面，标志着煤炭工业这种转变。

　　中国还很穷，还不能一下子拿出很多钱装备煤炭工业。

　　中国还很落后，煤矿工人在世人眼中还是历史的传统形象——力量的富有者，知识的贫乏者。

　　然而，1988年中国有26个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年产量达到2880万吨，这是煤矿的老祖宗们做梦也难以想象的。

　　矿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紧要关头，正在重塑自己的形象，实现由体力型矿工向智慧型矿工的转变，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更是时代对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且不说机械化程度高，煤炭产量大的北方煤矿，就地处西南一隅的原四川芙蓉矿务局杉木树煤矿也同样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转变，并在脱胎换骨的阵痛中融入了这种转变。

　　一、转变的“第一次推动”

　　杉木树煤矿是一个年轻的煤矿，分为南井、北井两个平峒生产。1965年动工、1972年简易投产，说得上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儿。这个年设计能力90万吨（后定位75万吨）的煤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年产量仅19.2万吨。尽管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深重的，但是，矿工们仍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创造好成绩，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的口号，曾经激励着矿工们去奋力进取、努力工作。采煤6队曾创造过炮采原煤月产1.8万吨的记录，到1988年仍为记录。掘进四队曾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创造过岩巷掘进的优异成绩，矿务局奖送的大红匾在队会议室遮盖了整整一面墙。

　　这些成绩真是“体力”的结晶啊！

　　用掏扒、撮箕排矸成了工人们牢固的“素质”观点。

　　1975年为了减少工人们打大巷的体力消耗，矿上给了掘进四队一台爬斗装矸机。让那些布满老茧的指头去操作机械化实在是太不习惯了。不到两个月，装矸机在极不正常中终于停止了工作，党支部书记大手一挥：“去他妈的装矸机，排矸速度还没有人工快！”机械化被宣判了死刑。尽管有些工人对爬斗装矸机还是有感情，但又怕被说成是怕苦怕累，也只好依然用掏扒、撮箕排矸，用人工去同冰凉的矸石搏斗。

　　习惯于用体力征服大自然的矿工，的确不容易同机械化交上朋友。仅从1975年开始，北井采煤五队就开始上割煤机组采煤，但机组老是不听指挥，经常出毛病。机修工们对修风钻、电钻、电器开关还算轻车熟路，但一遇上机组故障就忙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搞不清楚机组“毛病”出在哪里。1979年为了总攻急倾斜煤层，矿上调出南井采煤六队去攻克北井生产难题，采煤六队的工人们响亮的口号是“人工炮采打垮机械化部队”。

　　人争气，天帮忙，采煤六队炮采生产原煤基本上保证了正规循环作业。而近邻的采煤五队割煤机组却常出故障，原煤生产量远远落在了后面。人工炮采居然打垮了机械化！采煤五队一怒之下竟扔下割煤机组不用了。好在矿上态度坚决，一看条件合适又强迫他们使用，但一不顺手，采煤五队又甩掉“现代化”手段。所以，人们常开玩笑说采煤五队同割煤机组是一个“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故事，几度离异又多次重圆。

　　先进的技术装备与落后的操作者是很难结出丰硕果实来的。

　　杉木树煤矿虽然生产不好、效益很差（那时虽然没讲经济效益），但绝对不是领导们不努力。工人对当时矿上的几位领导的工作特点还编成了顺口溜：“有人在广播上吼（做动员），有人往井下走（到现场），有人辛辛苦苦守井口（抓违反劳动纪律者）”。领导们努力的结果却变成了工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老师傅将一根上好木材当做棚架背料，徒弟说“真可惜”。

　　老师傅眼睛一鼓：“可惜啥！又不叫你掏钱，你吃饱了没事干，瞎操这份心？当了煤炭王你就只有闷着头干！”

　　是呀，“闷着头干”的结果是：巷道里到处乱扔木料，大巷里积水淹过了膝盖，成堆的石粉、水泥变得比铁块还硬。一位上级领导到南井检查工作时，生气地问井长：“你们是南井，还是‘烂井’？”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杉木树煤矿的领导们开始了对历史也对自己的反思！

　　为了使采煤六队抓紧时间结束在北井东边的工作，矿行政破天荒的做出了一项决定：采煤六队在完成本月任务后，每多超产一吨煤给予五分钱的奖励。

　　这不起眼的五分钱奖励，却重重地翻开了杉木树煤矿经济核算新篇章。

　　尔后。产量、进尺同工资收入挂钩；工程质量同工资收入挂钩；材料消耗同工资收入挂钩……

　　于是，“闷着头干”的“要睁着眼干”了，谁要再长材短用、大材小用、优材劣用，会遭到全班人的反对。

　　当时的南井掘进四队队长刘代华宣布：“每架料只能用十二根背料，用少了，质量标准化达不到，扣工资；用多了，材料费超了，扣工资”。

　　工人问：“谁有那个本事把巷道打得一点都不超挖？”

　　刘代华说：“我就要求你有这个本事”。

　　工人说：“我达不到”。

　　刘代华说：“达不到就少拿工资”。

　　工人说：“你不是把工人往死里整吗？”

　　“我恰恰是让你更好的活”。刘代华毫不让步说：“你按我的要求办！工程质量就能达到优良品。而工程质量好了，既为你提供了安全保障，又有了效益。关键一条你不要闷着头干，要睁着眼干，要用心干！”

　　谁能估价到刘代华这个决定的结果呢?从1984年9月开始，这个队工程质量月月创优良品，成为杉木树煤矿质量标准化的一朵报春花。原煤炭部安监局向全国煤炭系统介绍推广了他们的质量标准化工作经验。

　　与此同时，矿上强迫使用的割煤机组和爬斗装矸机，也终于获得了成功。

　　北井掘进十一队使用装矸机，创造了四川省最好成绩，跻身进入了全国有名次的掘进队行列，连续八年保持了等级队水平，再也不嫌弃和不愿放弃装矸机了。采煤五队同机组亲密为伴，不再闹“离婚”了。完美的“婚姻”使他们创造了单滚筒日产采煤量最好水平，也创造了炮采队无法挑战的骄傲成绩。

　　矿工们开始醒悟了，原来当煤炭王“板眼”还有那么多，“闷着头干不行了，得用心思干、讲科学的干。”

　　过去，煤矿的父亲当孩子在学校受到责备时，醉醺醺地说；“没什么！读不好书也能挖煤炭！”。而改革开放后，父亲都异常严峻地告诫孩子；“不好好读书，当煤矿工人都不合格！”

　　过去，当一边是干工作一边是学习培训时，工人毫不犹豫的选择干工作。而在八十年代，甚至参加培训会自掏腰包拿出几十元钱、一两百元钱时，工人会选择培训。

　　只有体力已经当不好矿工了。“山大无材，树大无桠，要有本事，墨水不能少”矿工们如实说。

　　改革的第一次推动使地球急速的旋转起来。

　　二、转变的标准：讲科学

　　在不知不觉中，“讲科学”已成为矿山人的口头禅。

　　在实行经济承包后的八十年代初期，讲求经济效益成为千万双眼睛关注的焦点。

　　在矿山经营人员中，大量出现了预测、信息、市场、决策的字眼。为了把消耗降下来，供应科人员跑遍了邻近每一个乡镇去了解材料价格。“讲科学”并不是关在办公室运筹，采购员说：“过去也跑，现在跑得更凶。过去跑，我们是录音机，将市场情况录下来，放给头头们听，拿主意的是他们。现在跑，我们是脑袋里装上计算机跑，了解越多，越有比较，领导们决策才能有可靠依据”。

　　讲科学，在工人们中也时尚起来。材料不能太贵，质量不能马虎，收入不能少得，当然效率还必须提高。靠什么把这些矛盾因素有机统一起来？只能靠讲科学，用科学。

　　井下掘进施工，放炮崩垮棚料是家常便饭，掘进工常常为架料背帮而拖延工时，生产效率提不高，时任北井掘进七队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张仕诚通过反复琢磨，多次试验，终于搞成了“金属三节棚稳固器”。矿上抓住时机，全面推广，结果掘进功效提高34%。

　　围绕着提高效率，提高效能，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话题，矿工们开始动脑筋、想办法。一个刚工作两年的充电工，看着成堆的机车蓄电池瓶因缺乏连接桥而无法使用，他默默无闻的开始了自己加工制造连接桥的攻关，历经无数次失败，历经无数痛苦的煎熬和坚持，他终于获得成功！为矿上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翻番扩能”。从1984年到1987年的四年里，杉木树煤矿的产量是在1983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

　　当时，在宣传杉木树煤矿技术进步的经验时，时任该代矿总工程师的赵成功摆摆手说；“不值得‘吹’（牛皮），不值得‘吹’。咱们中国煤炭事业的技术进步与世界水平比起来，无论是技术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咱们南方煤矿同北方煤矿比起来差距又很大。当然，这种差距首先是南方煤矿条件上的因素，不能完全怪南方的‘煤炭王’不努力。”这位以灵光、诙谐见长的高工又接着说；“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在技术进步上动了不少脑筋。有人为评选先进争执不休，我对他们说，别争了，就‘评选’我老赵吧。我不多讲我有多少优点缺点，只讲一条，杉木树煤矿生产掘进率以500米/万吨煤降到200米/万吨，没有这么一点，杉木树煤矿的产量能四年翻一番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那么，你认为技术不断进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有人问。

　　“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他非常肯定的回答。

　　“没有职工素质的提高，工人缺乏讲科学的观点，任何再先进的装备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三、一个管理者的追求

　　在矿职工学校的培训中，在采掘、辅助队的会议室里，在领导者的互相交谈中都在讲提高人的素质。有的讲述着日本二战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原因；有的分析着改革开放十年来职工成分的变化；有的探讨着提高职工素质的方案。

　　承认落后，不是一种耻辱，而是觉醒的标志。

　　对知识的广泛博取，不仅有从卫生营养学考虑井下班中餐的青年厨师，还有八十多岁让人搀扶着参加“普法”学习的老太太，贪婪地吸取现代文明的营养，在矿工中掀起一浪高一浪的“求知热”。仅在1986年职工参加知识竞赛活动就达到两万多人次，全矿职工每人平均参加过四次活动。有一个女工赴省城领取四川省知识竞赛奖，矿长派出了北京吉普车（当时矿上最高档公务车）到火车站迎送。矿长说；“这时我对提高自己素质的职工表示最高的尊重。”

　　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煤炭开采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煤炭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仅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初国外第一次煤炭工业革命机械化程度的60%，综合机械化开采程度的30%。因此，中国的煤炭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落后，不仅仅是思想的保守，矿山的生产环境和技术装备也是那么落后啊！

　　在那急倾斜、缓倾斜、近水平煤层齐备的、地质构造复杂的巷道和工作面；在那典型的南方煤矿极其恶劣、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里，矿工们这种自我激励，努力跟上时代的气氛是怎样形成的？从杉木树煤矿的领导者、生产工作组织者和工人们的回答中，构成了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是通过抓工程质量以提高矿井对付灾害能力；第二步是通过抓操作质量以提高工作质量；第三步是各级管理者自觉地将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企业核心。

　　这“三部曲”的转变历程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原南井掘进四队党支部书记李海同志回顾说；“从不讲质量到讲质量，职工心理经历了一个打破平衡、严重动荡、到恢复平静的过程。”一个踏踏实实工作多年的老工人，有一个月工资收入低于其他班的低工资级别的青年工人，他想不通找到党支部书记说；“抓质量，我的工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我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新工人的工资多”，讲到这里，这位老工人不禁潸然泪下。一个班长带领四个工人攻下了两个掘进循环，完成了多一倍的工作量，本该受到队里的奖励和表扬，却不料因质量的低劣受到了队里的重罚。于是，班长与工人一起围攻队长刘代华，说队长‘心眼底都是黑的’，‘比资本家还狠还坏’。当质量的权威与不讲质量的蛮干形成尖锐矛盾冲突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管理者多一点人情味，退让一步，把坏习惯延续下去；要么，‘心眼底’再黑一点，再狠一点，迫使工人去做崭新的质量人。历史选择了后者，历史的进步，均以某种牺牲、某种痛苦作为代价！

　　于是，在这种近似分娩痛苦和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中，采煤、掘进工们每新上一个工作头（面），都要在学习作业规程后拿起笔来参加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不能上班，合格上岗者若是违规违章就要受到重惩。在采掘工转变的同时，矿山要害工种的瓦斯检测员、峒室变电工、爆炸品管理人员中的文盲全部受到了清除。

　　分分不清楚光谱线，看不懂说明书，不会填写交接班记录，回答不出基本操作要求，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吗？

　　提高职工素质，在杉木树煤矿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采煤、掘进、通风、电工、钳工、司机、厨工等几十个行业，分单位分系统的岗位练兵活动此起彼伏。重奖、浮动升级、固定升级，杉木树煤矿的领导者们把自己仅有的权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来奖励那些经过层层淘汰筛选后、脱颖而出的各行各业的技术尖子。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队长把即将参加全省甚至更大范围的练兵比武的技术尖子，接到家里喝酒践行，说：“你行，给我们拿个好名次回来；如果兄弟单位更行，就真正学点好本事回来。一句话，为了咱们集体素质的提高。”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它被作为一种思想被广泛宣传的时候，它毕竟还是一种思想。但当它被广大矿工，尤其是惯于“只要有二两毛毛力就能挖出煤炭来”的矿工们接受时，它将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韩天林，这个凭着苦干、硬干从工人逐次踏上管理者岗位的领导干部，当年，他所在的采煤一队团支部曾被共青团四川省委授予“火海夺煤先进集体”，“铁汉韩天林”闻名芙蓉矿区。可以说，他是“体力型矿工”的典型代表。

　　在他上任南井井长后，南井连续三年发生死亡事故。这些发生事故的现场，都向人们显示出不该死人的良好生产环境。特别是南井1988年的“9.5”事故，当顶板跨落时，这个牺牲者竟跑向跨落处躲避。“我们的集体素质太差，不该死人的地方偏偏死人了。连续三年死了三个，难道我当二十年井长，就要赔进二十条活鲜鲜的生命吗，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活鲜鲜的生命在井下消失吗？”痛心和自责叠加在一起。

　　是的，当年“满腔热血一颗红心，拼命硬干创造水平”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创造了韩天林这一种类型的“矿山铁汉”。但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看到那些干了二三十年的老工人，纷纷要求调换到辅助岗位时，韩天林认识到了“矿山铁汉”毕竟不是钢铁铸造的。

　　时代进步了，矿工需要必备知识。文化知识加上实践经验，将是合格矿工的标志。“9.5”事故后的第四天，南井党总支召开了民主生活，韩天林痛心疾首的解剖自己，担负了自己应付的那份责任。

　　话锋一转，他问大家：“我们抓违章的心够‘狠’了，从重处罚的心够‘黑了’，为什么‘三违’之风还是屡禁不止？”。

　　讨论的结果是：有的人违章了，自己还不知道。更换了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井下工作头、面的转移和搬迁等），工人们在较长时间里还不能适应，还不太明白。概括起来，就是素质太差。

　　“对！”韩天林一拍大腿，“我建议利用一个季度的工余时间抓业务培训，要扎扎实实地提高职工素质”。

　　“行吗？”有同志疑惑问道。

　　“只要有决心，舍得花本钱，哪有不行的？”韩天林提议把留作年底分红的一万元钱，而作为培训奖励基金。

　　奖励基金分三个等级；100元、80元、50元。

　　于是，培训没有按照过去那种点名缺勤罚款的方式进行。而南井的一千二百名职工却迸发出了空前的学习热情，下班较迟的工人洗澡后，手里端着饭碗就往培训室跑，寝室里工人们相互拿着记录校对和相互讨论课题。瞬间，工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发生了三百六十度大逆转。

　　在问到“现代工人与过去工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时。已经调到另一个煤矿担任生产副矿长的韩天林，当时毫无犹豫的肯定；“最大的区别是现代工人觉悟更高了！”

　　韩天林说；“三中全会前，天天讲政治讲觉悟讲思想，用政治取代生产，但生产始终上不去，没有经济效益。其实大多数工人心里是不乐意的，只是不敢反对而已。你讲得再多他能听进去吗？绝大多数人只有一条：‘闷着头干’。三中全会后，政策真正的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栓在了一起。工人阶级不是个体户，没有纯而又纯的个人利益，也没有超脱于自己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锅里有碗里才有。过去谁喊过增产节约？谁讲过多少集体利益？谁讲过提高自己？而今天，这样的工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正由于有这样的群众思想基础，我们基层又有相应的权利和手段，所以在南井培训就搞起来了。”

　　“作为煤炭生产的指挥员，我工作的原则有三个‘歪论’”。他一板一眼地说：“第一、基础管理论。没有从上到下的科学管理知识和作风，再好的队伍也打不得硬仗。没有工人基础素质的提高，我们永远都不要想推动技术进步。这是我从事十年管理工作最深刻的体会。从南井到这个矿后，我提的第一个建议仍然是抓职工培训教育。”

　　“第二、不可原谅论。矿山的任何管理干部，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因为任何过失和失误都可能要用生命和鲜血作为代价，都可能造成家庭毁灭、妻离子散。我对其他同志说，我工作中犯了错误，你们不能保守，必须给我指出，你们原谅我一次，我就可能第二次第三次重复犯错。我也对工人们说，我指挥有误你们要毫不客气地提出，如果你们不提出，有可能用你们的鲜血和生命作为我所犯错误的代价。同时，我也从不原谅别人的错误，都要及时指正和坚决制止。”

　　“第三、工人上帝论。我是工人出生，工人最喜欢通情达理的领导。意见有处说，建议有处提，牢骚有处发，能把这些都集中起来，这个单位就有希望了，而工人们就能真正感受到他们是企业的主人了。不把工人当‘上帝’，而当做‘奴隶’，即使暂时有成绩，我也不敢恭维。”

　　“当矿工们愿意充实自己，深感不提高自己的素质就要被淘汰的时候，你说，这不是主人翁精神又是什么呢？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吗？”

　　当年，人们看见韩天林穿着一条“刷把裤”（指裤脚没有锁边口）进矿；也亲眼目睹了韩天林火海夺煤拼命硬干的事迹。改革开放的十年后，人们惊喜的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矿工！

　　尾声

　　煤炭行业最主要的是“软件”，正在现代化、智能化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

　　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太低，条件太差，工作太苦太累。不去讲那些普通的工人，就有一位矿长在调度室向上级领导汇报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人们在看到朝阳火球般的升起时，可曾知道在泯沌中是怎样的痛苦挣扎，才组成了朝阳的七色光谱。